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

白振刚

2013年10月15日，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。

建国前后，习仲勋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。1952年9月，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，兼政务院文委党组书记。1953年9月，任政务院秘书长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），与齐燕铭副秘书长负责对国管局工作的领导。1956年2月，调高登榜任国管局局长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管局局长）。三人通力合作，业绩显着，是国管局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。

习仲勋善于抓大事、抓落实、不遗余力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国管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础建设，设机构、定编制，加强组织建设，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质量，并且颁发了一系列规章制度，使国管局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、程序化、制度化，从凭老经验办事逐步走向按制度办事。这个时期，经习仲勋批准印发的规章制度，主要有：《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的供给和生活照顾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节省中央级国家机关、党派、团体行政经费的几项决定》、《中央行政机关固定资产管理试行办法》、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简则》、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家宿舍和家具收租暂行办法》、《国务院直属机构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试行办法》、《关于中央国家汽车配备办法》、《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的开支暂行标准》、《接待外宾须知》和《关于对内接待工作的若干规定》等。国管局还提出《关于国家机关事务工作改革方向问题的报告》。习仲勋工作细致、严谨，批示：“这个方向是正确的，但马上全面实行则牵动很大，可由国管局约集有关方面再细斟酌。”

习仲勋高度重视接待（招待）工作。建国以后从五十年代后期到1966年“文革”前，国务院曾四次召开全国招待（接待）工作会议。这几次全国性会议，广泛交流经验，树立典型，取长补短，推动了全国党政军机关事务工作的开展。前三次的会议（第四次会议他已离职），在召开会议前习仲勋都事先听取工作汇报，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。他强调：一、接待（招待）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，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事务性工作，是一项对内对外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事务工作。接待（招待）工作绝不是生活上的小事，更不是伺候人的工作不屑去做。二、要制止在生活接待方面追究高标准，铺张浪费的现象，在楼堂馆所的建筑方面要量力而行，不能超标准建筑，要警惕和平环境中滋生贪图特殊化的风气。三、重申接待工作要克勤克俭，厉行节约，发扬延安时期的作风，花钱一定要精打细算，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，取得最好的效果，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，力求在全国起到好的影响。

1960年5月，国管局为加强培养烹饪方面的人才，报习仲勋批准成立了国管局烹饪学校。开学后习仲勋单独接见全体师生，再次强调要发扬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

习仲勋长期负责民族、宗教、统战方面的工作。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从建国初期国管局设有专门机构，负责这方面人士的生活服务和安全保卫工作。习仲勋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工作，如国管局的服务对象中的傅作义、张治中、包尔汉、班禅、阿沛·阿旺晋美、邵力子、李德全等，同习仲勋都有深厚的友谊。建国初，余心清曾任国管局局长，习仲勋、齐燕铭对余关怀备至，大力支持余的工作。

在习仲勋的领导下，大家感到精神愉快，不同意的意见和建议都能愿意敞开讲。高登榜1956年来国管局后，为做好规章制度工作，在局办公室设立了制度科。我先在制度科工作，后到秘书科工作，接触了许多实际问题。当时，对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招待所，是移交北京市管理，还是由国管局统一管理，有不同看法。经过近一年时间，最后由习仲勋批准，国务院于1962年4月发出通知，决定由国管局集中统一管理。

习仲勋领导国管局做了许多工作，留下了不少文献资料。1993年初，中央书记处同意编印《习仲勋文选》，习老的秘书范民新写信给郭济局长，要求我向他们提供习老的文选资料。一次我给范民新送资料时，范带我去见过习老，习老对我表示感谢，并说：“我与国管局同志是有感情的！”

我对习老也是有感情的。2002年，习老去世后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。现在我虽然年迈多病，但仍然要向习老学习，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，在学习与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中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